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的意思是说：“礼的作用，以中和为可贵。先王的治国之道，以此为可贵。无论大事小事，都以此为原则。假如有行不同的地方，只追求片面的调和，而不以礼去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有子在这里说的信，就是无论是谁，作为一个平常的人对自己讲过的话或者承诺，一定要做到言而有信，因为我们文化的根除孝道外，紧接着倡导的就是仁义礼智信，因为这里的信字是针对教人建立信而言的，信接近于义，义者相宜。就是无论是人和事，都要达到一个恰到好处之宜，说白了也就是礼的中和作用。另外，还有个见义勇为，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拥有的性格，就是为了朋友不但可以帮忙，还可以卖命，甚至为了朋友认为我这条命应该送给你，也是没关系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说起来也有这种文化，而且在过去的中下层社会都存在，尤其在国家变乱的时候表现的更加突出和明显，最明显的就在近代，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为了抗击小日本侵略时的英勇献身精神，从中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献身精神，老百姓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了每一个爱国者的义务，这是多么的伟大。这不但是理论付诸实践的信义，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和长处。就是自己说了的诺言一定要兑现，不讲空话、大话和套话、而是实话。
就像孟子说：“鱼是我喜欢的，熊掌也是我喜欢的，如果二者不可兼得，那只有舍弃生命而取义理。”荀子说：“义理就是限制人做坏事、玩弄奸巧的，实行义理，内可以制人，外可以制物，对上可以安定君臣，对下可使万民和睦相处。”再看东汉时，有一个叫苟巨伯的人，有一次去探望远方生病的朋友，正碰上胡人攻打郡城。城里人纷纷弃城而逃。朋友说：“我现在是活不成了，你赶快离开吧！”巨伯说：“我苟巨伯难道会做毁坏信义而求生的事吗？”于是就坚辞不去，胡人进城后，问苟巨伯是什么人，为何胆敢独自留在城里？巨伯答道：“我的朋友患重病，我不忍心独自把他丢下，我宁愿用自己的身体赎取朋友的性命。”胡人听后感慨道：“我们这些无义之人，闯进有义之国了，”于是撤兵而走，郡城也得以保全。这就是说：事业和文章都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只有精神万古不朽。至于功名和利禄、荣华富贵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移，忠臣义士的志节却永远留在人世间。可见一个有才德理想的君子，绝对不可放弃能留名青史的机会和千秋万世的气节，以换取随身销毁的东西，这就是信义。
接下来我们再说庄重，因为庄重接近于礼节，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庄重的人能够避免被人侮辱。此外庄重就是恭，恭就是一个人从内心开始对一件事情的庄重和认真，并不是看见人敬礼就是恭，有时虽然不敬礼，但礼貌当中就包含了恭敬。且看当朋友困难的时候，那种无限关心的神态不用说出来就心领神会。所以，人对人恭敬表面态度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胸内看不见的那颗心，因此恭敬就是礼。要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恭敬，这就是要远耻辱。因为在生活和工作中有恭敬心，自然就不会招来无谓的耻辱，再依靠关系密切的人，也就靠的住了，现实当中也真是这样的。再说起关系密切的人，除父子外，绝对无私是办不到的。要说两个极端的话，我们的人文思想就是一个大公无私，一个是绝对自私，两种思想对一个人而言真是做不到。再看儒家文化提倡的是有限的自私，更不是绝对的自私。
就像在南宋时，理学大师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对功利之学。”一时间天下纷纷响应，掀起了讲心里的热潮。但他的朋友叶适却反对朱熹空谈义理，主张为学要注重实际和效果，倡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主义，为此两人就经常争论，甚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除学术争论外，两人的友情很是深厚。有一年，朱熹因为遭到大臣林栗的弹劾，叶适非常气愤，就上书驳斥林栗，有人劝他不要为此冒风险。叶适说：我们学术上虽说见解不同，但朱熹是真正的正人君子，我不能因为学术分歧而不主持正义。此后，两人的友谊就更进一步加深了，但学说上的争论还是没有停止。
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的争论是各自的认识问题而没有达到共识，但他不影响一个人做人的品德和信义，因此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是放心的，也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不用说自然就能靠得住了。但如果一个人的品德和信义发生了问题，相应他的心里就会发生变化，也就谈不上信义和依靠放心的人了。因此，做人要诚实，为人讲信义，就不愁没有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