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记者 张玲玲 《商界》记者 曹一方

　　24岁的张建国没精打采地坐在路边，取下安全帽往身边随手一放，再点了一支烟。这是他进入浙江玻璃厂的第三个月。他不是杨汛桥镇本地人，初来玻璃厂时很兴奋，毕竟这是省内著名的上市公司。可现在，他却难掩失落。听老工友们说，去年下半年，老板欠债太多、销声匿迹，股票也停牌了。焦虑的情绪开始在玻璃厂蔓延开来。

　　――这个位于杨汛桥镇国道旁边的工厂，正是这个中国上市第一镇的集体缩影。

　　工厂的老板叫冯光成。10年之前，他率领浙江玻璃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为杨汛桥区域经济撞开了一扇资本之门。随后，这个江南小镇涌现出了10多家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上市第一镇。一时间，“杨汛桥现象”红极一时，资本市场也开始盛行“杨汛桥板块”的说法。

　　然而，冯光成与浙江玻璃的命运，也正是杨汛桥区域经济的命运。10年之后的今天，杨汛桥的上市企业们几乎整体性地陷入债务危机。工厂产销日渐萧条，小镇盛景烟消云散。

　　――究竟是什么将杨汛桥推上资本运作的巅峰，又是什么将它抛向债务缠身的谷底？

　　上市潮

　　“杨汛桥现象”之所以为世人瞩目，正因为这不仅是一部财富成长史，更是一部规则变迁史――政府与民企之间游戏规则的变迁，乃至民企自身游戏规则的变迁。

　　从杭州沿104国道往东，转衙前路、杨绍线，大约40分钟的车程便可达杨汛桥镇。小镇南靠牛头山、北临西小江，人口不足7万，面积不足40平方公里。

　　杨汛桥崛起的原点，是30多年前，一群当地的木工和泥瓦匠被铁道部武汉大桥局招工到武汉，做建筑工程。那些第一次乘坐火车，经过上海，到武汉闯世界的杨汛桥民工，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返乡后，便开始自己创建企业，或者参与乡镇企业的创办。

　　然而，从此起步，到整个90年代摇身变为开始“赎买资产”的半集体半私营的企业家，最后更成长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国内A股市场上令人惊异的民间力量――这样复杂、跨越式的“裂变”背后，不得不说有着来自当地镇政府的巨大助力。

　　当年为了上市，企业必须从镇政府手里回购股份，彻底摘掉“红帽子”。而镇政府“把钱从企业中拿出来以后怎么办”？这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忧虑。当时杨汛桥镇政府的思考是，把企业完全交给企业家，一旦企业上市，政府就有了更多的资金和时间，投身于公共事务。

　　位于杨汛桥中心的紫薇文化广场就是典型一例。以前通常的潜规则是：地方政府修建这样的公共设施，都会向企业收取捐款；而企业也不会白给好处，会要求一些额外的政策。但是如果企业为了上市回购股份，那么就此定下新规矩――政府该做的事情，政府自己出钱，但是企业应该交给政府的钱，土地款，纳税，一分钱都不能少。镇政府人士告诉记者：当年的镇党委书记请来清华大学，为杨汛桥设计整体形象，将紫薇花定为镇花。而修建广场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企业只是向政府正常地缴纳税收、土地款等款项，这些钱用于公共事业已是绰绰有余。

　　显然，随着“杨汛桥板块”的集体上市，整个杨汛桥企业纳税额很大，当地镇政府收入猛增，2000年是1.2亿元，2001年为2.02亿元，2002年为3.2亿元……杨汛桥镇政府的钱袋鼓了，企业也得偿所愿回购股份冲刺上市了，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当年这个大胆改变游戏规则的镇党委书记叫张德雄。浙江省素有经济百强县镇的排名，2000年5月，张德雄怀揣着一种“把杨汛桥发展成省内经济第一镇”的抱负走马上任，其主要思路是，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促进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浙江玻璃已成为全国第五大玻璃生产企业，希望更上层楼的冯光成也正有此意。因为浙江玻璃原料供应的关系，冯从已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稀土董事长蒋泉龙处，得知以H股在香港上市，比在国内上市更容易。于是，他开始与香港资本市场接触。

　　当然，若没有政府层面的鼎力相助，浙江玻璃的上市只是一场梦。

　　一是彻底割掉“红尾巴”――当时镇政府在浙江玻璃仍持有20%的股份，如果企业要上市，那么镇政府就必须从企业彻底撤出集体股份。张德雄抓住这个改写历史的时机，几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商讨此事，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退出！

　　二是按香港联交所要求，浙江玻璃这个项目，本来应该得到国家的批准，但当时只是获得浙江省的批准。在张德雄支持下，冯光成连忙采取补救行动，几经波折获得上级政府补办手续的证明。

　　此行不易。在获得香港联交所上市资格认定的过程中，冯光成多次打电话给张德雄，这个叱咤商海的硬汉在电话里痛哭失声，说上市非常难，不想干了。然而，正是这政企互动的艰难一跃，为杨汛桥民营经济20多年来的积淀，撕开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资本突破口。

　　冯光成拿到港交所上市指标当晚，镇政府组织镇里的企业家们到浙江玻璃吃晚饭，让大家听一听冯的上市感受。酒过三巡，冯略显低调，只言上市艰辛，在座其他企业家也比较沉默，心里倒不是嫉妒眼红，而是在想：既然浙江玻璃能上市，我为什么不可以？

　　浙江玻璃上市一役，打开的不仅是可供后来者一板一眼模仿的资本通途，更是这个杨汛桥企业家群落中，那一份不甘落后、谋求强大的热切渴望。

　　赶得最快的是永隆实业的孙利永。这位浙江远近闻名的纺织大亨本是作为陪同赴港，参加浙江玻璃的上市仪式，但站在港交所里那种跻身国际舞台的豪迈感觉，让他心驰神往。一个香港券商对他说：“你的永隆实业也不错，可以上市。”后来，从下定决心到最终上市，孙仅仅用了11个月。永隆实业随即成了内地第一家赴港上市的纺织企业。

　　“这好比一扇原本神秘的大门被推开，企业的老板发现，资本市场原来并没有想象中的神秘和高不可攀。”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张德雄如是说。

　　紧随浙江玻璃和永隆实业之后，跻身国内建筑公司50强的宝业集团、主营汽车零配件的展望股份以及在机械领域多元化经营的精工集团，以IPO或收购控股等方式，相继杀入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

　　或许，连张德雄自己也没有想到，当初的宏伟抱负仅仅在两三年间就得以实现。2004年，这个牛头山下的江南小镇，竟然蕴藏了如此惊人的经济爆发力，并一举摘下“中国上市第一镇”的美名。

　　摇钱树

　　现在想来，当时政府把企业上市的意义和价值看得太重，由此自然而然就生出许多鼓励政策。这种鼓励又进一步刺激了企业家们的热望。事实上，企业自身准备好了吗？

　　冯光成曾说：“世界500强，没有一家不是上市公司，没有一家是靠自身积累成为500强的。”当地经济学者做过测算，杨汛桥的企业们通过上市获得的资金，如果靠企业自身的积累，起码需要10年以上时间。

　　譬如浙江玻璃香港上市募集资金6亿元人民币；宝业集团2003年上市后4年，公司年利润增长3倍多，总资产增加了4倍多；永隆实业在2005年3月定向增发，意大利罗里奥公司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展望股份在全国同行业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居前列，2005年被福布斯评为“最具潜力100强企业”……上市光环，无疑为发轫于草根的杨汛桥企业群，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大幅提升企业获得间接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的便利程度。冯光成回忆：“2001年，浙玻在香港上市，领杨汛桥风气之先时，银行经理守在门口，迫不及待地要送钱来。我们想要多少便有多少。”

　　可是钱多了，怎么花？

　　在资本的催动下，杨汛桥企业群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彼时，雄姿英发的冯光成曾对媒体说：要将浙江玻璃的母公司――光宇集团打造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建材行业的“航空母舰”。此后，光宇集团衍生出20多家控股子公司，涉及公路、铁路等多个项目。浙江玻璃也屡次扩建玻璃生产线。

　　到了2003年，冯联合青海国资委，欲建国内最大纯碱基地。但青海纯碱工业基地仅一期投资便高达30亿元，设备基地建设耗资不菲，使得浙玻负债率骤升至123%。当时有人曾提醒冯：摊子铺得太大，前期投入太多，一项投资尚未稳固，便急于进入下一领域。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则全盘皆输。然而，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当时怀揣的战略是，选择投资这些中长期项目，正是打造自己百年企业的根基，通过资本运作、兼并重组、技术改造，到2007年，光宇集团要实现总营业收入250亿元。

　　就在冯光成突飞猛进的同时，永隆实业的孙利永和展望股份的唐利民，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纺织业发展成为江浙一带的支柱产业，轻纺工业的聚酯、涤纶发展迅速，PTA作为化纤原料――聚酯的上游产品，其市场需求同样增长迅速。2002年国内PTA产量不足300万吨，但总需求近760万吨，存在的缺口达到400万吨以上，预计到2010年需求量将达到1700万吨，国内PTA大部分需求要靠进口弥补。

　　2002年，杨汛桥的三个大佬冯光成、孙利永和唐利民走到了一起，共同参股了被称为“摇钱树”的PTA项目。不过，PTA项目审批难度很大，之前有多家知名企业申报都未获通过。为了让项目申报更有把握，杨汛桥群雄找到了有央企背景的深圳华联控股加盟，而冯光成适时选择退出，项目最终定名为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

　　2002年9月，华联三鑫45万吨PTA的立项上报后立即获得通过，公司计划总投资100亿元，经过3～5年的发展，打造成世界一流的PTA生产基地，实现PTA年产能200万吨以上，销售收入150亿元以上，成为亚洲第一、全球前三的PTA生产企业。

　　通过打通政府关系，利用资本市场快速引进设备投资建厂，利用资源垄断快速捞钱，华联三鑫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结舌。2005年，华联三鑫累计生产PTA产品39.2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9.6亿元，利润达到2亿元，业绩一路飙升！在外界市场环境大好时，华联三鑫一路高歌，一举成为世界级的首选供应商！

　　与此同时，从2001年浙江玻璃上市到2006年的5年间，杨汛桥全镇工业的总资产从63.5亿元，增加到了204.99亿元，净增141.49亿元；财政总收入从2.02亿元，增加到了4.88亿元，净增2.86亿元。

　　2002年～2004年，杨汛桥在世人的一片惊叹中，骄傲地端坐在浙江经济百强镇的龙头宝座上。

　　连环锁

　　这时就不得不提到杨汛桥企业家的“小社会”了。

　　上市不仅是对一个民企积累财富的历史进行规范化，更是对其未来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过程。然而在杨汛桥这个小镇上，企业家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圈子。杨汛桥的企业家群落，都是同一个镇上的人，同在修建队工作，或同学，或共事，这种错综复杂的宗族、人情关系，使杨汛桥企业间联系紧密，彼此担保很多，若干年下来，使得杨汛桥本土企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互相担保网络。即便上市，这种种民企潜规则依然没有改变。隐疾一旦发作，其后果相当可怕。

　　华联三鑫组建时，虽然冯光成的光宇集团最终退出，但因为他和唐利民私交非常好，光宇集团为展望集团提供的担保，额度有数亿元之多。

　　显然，连带担保能给企业带来更多贷款，在纺织业的黄金年代里，为当地产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种担保连环，风险会放大数倍。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旦其中一张牌倒下，旁边的就会跟着倒塌。

　　正处极度兴奋中的杨汛桥，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倒下的第一块牌，竟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华联三鑫！

　　2008年，受纺织出口退税下降、人民币升值等政策效益累积影响，整个纺织行业陷入困境。此时，PTA期货价格一路飙升，7月初站上最高点后又暴跌。9月底，华联三鑫逆市炒期货爆仓，引发资金链断裂，公司停产。其时，华联三鑫账面总资产118.96亿元，总负债113.4亿元，有银行借款93.55亿元，涉及18家银行。

　　一场天火，火烧连环。

　　华联三鑫出事之前，展望集团和加佰利分别为其担保20亿元和15亿元，华联三鑫给浙江赐富集团、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浙江远东化纤集团的担保额则总计19.4亿元，而它们给华联三鑫的担保总额(含反担保)则在23亿元左右。

　　这六家集团公司，大多数业务横跨多个领域，资产总额均在几十个亿元左右，可视为当时带动整个绍兴担保网剧震的地震中心。

　　华联三鑫事件后，展望集团陷入财务危机。据政府核查，展望集团有银行贷款13.8亿元，涉及24家银行。6家公司为其担保10.4亿元，对外担保有17家19.7亿元。

　　2008年9月17日晚，唐利民和十几个银行负责人在杭州凯悦大酒店等待孙利永过来签字，但孙利永却迟迟未出现。唐利民给孙打电话，却发现孙的电话已关机，唐才开始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消息封锁了一个星期之后，孙利永举家出逃的消息经由媒体披露，闻讯而来的银行开始抽贷，牵扯资金高达26.5亿元。孙出走之后所遗留下的大笔债务，和弥散在银行与债权人之间的恐慌，不仅压垮了命悬一线的华联三鑫，也压倒了杨汛桥的企业群。

　　2008年10月25日，杨汛桥镇在给绍兴县政府的一份急件中写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各家银行将杨汛桥籍企业设定为重点监控对象，许多企业甚至被银行列入‘黑名单’。这些大企业处于担保网络的最核心。这种资金断裂的局面极有可能在我镇的更多企业间蔓延。”

　　几天后，曾跻身该镇十大集团之列的阻燃集团，因现金流枯竭，投资数亿元的10万吨熔体直纺项目难以为继。该公司董事长孙一飞在给杨汛桥镇党委、政府的紧急报告中写道：“为了不让呕心沥血创办的企业倒下，为了不让集团几百名员工失去维持生计的工作……请速派工作组进驻我司……救救企业！”

　　一时间，杨汛桥风声鹤唳，各大银行、企业债权人纷纷前往收贷。浙江玻璃也成为银行追债对象。此时，不知冯光成是否想起银行曾经迫不及待送钱来的情景？据统计，此时的浙江玻璃在银行借贷便高达81亿元，还不包括社会借贷10多亿元。

　　杨汛桥盘根错节的担保体系就此分崩离析。债台高筑，愈累愈多，冯光成疲于奔命，“航空母舰”的梦想，霎时间已成一片废墟。

　　痛与醒

　　有人戏言：“在杨汛桥，如果有哪个企业家和这个圈子的人关系不太好的，那么这个企业往往现在做得很好，因为它没有陷入到那个担保的死链条中去。”

　　2011年2月，展望集团厂区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49岁的唐利民。他是事后唯一曾对外承认自己到香港上市并不仅是出于融资需求的杨汛桥企业家――背后深意，不言自明。杨汛桥的企业是不是一定都要上市？企业自身做好上市准备了吗？

　　此番面对记者，唐利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鸭舌帽摘下来，用手捋了一把已经花白的头发。之前，他陆续地看到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报道，“别人怎么说由他们说罢。”他和展望集团在困境中已经苦苦挣扎了两三年。 当年，政府开始调查华联三鑫时，孙利永从美国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抓他派往华联三鑫的财务经理，而不去抓华联三鑫总经理、展望集团董事长唐利民。

　　与孙利永不同，唐利民选择了坚守。从协助调查、处理华联三鑫财务危机问题，到撤回展望集团，处理各种各样的追债问题。他的态度，最终获得了政府的信任。记者到访前，唐利民的办公室里穿梭着不同银行的信贷员、子公司的负责人、贸易公司代表和其他企业的人。他还是微笑着给每个人斟一杯茶：“来的都是客。”

　　展望集团陷入财务危机后，主要通过收缩战线，处理、变卖资产渡过困难。目前，除了做汽车零配件的浙江展望一块保留外，其余资产全部在寻找租赁方。

　　在曾经最危急的时刻，绍兴县政府曾召开县内银行行长会议，县各家银行出台“不抽贷、不减贷”等为主要内容的同业公约。市、县、镇三级政府有关人士斡旋在债权人、企业、担保单位之间，召集相关利益人，以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剥离部分担保企业，发放工资稳定职工情绪，以及寻找可以接盘的企业。

　　最先走出困境的是华联三鑫。华联控股、展望集团以及加佰利退出之后，由绍兴当地企业远东化纤接手。2010年，随着化纤市场形势好转，华联三鑫实现2亿元盈利；同时2009年因熔体直纺项目深陷危机的阻燃集团在由精工集团接手之后，目前运营良好。

　　在绍兴县政府协调下，展望集团近7亿元债务被担保企业承债式剥离，而政府通过工业用地变商业用地的方式，对承债企业进行支持，其中承担最多的，是冯光成的光宇集团。

　　2008年底，冯光成一度销声匿迹。2011年2月他终于在杭州亮相，“浙玻好比我的亲女儿。就算出嫁，也希望觅得好人家。”这个曾经的商界大佬，面对债务及舆论压力，依旧坚守着最后的价值底线，即便卖股求存，仍希望企业及员工能得到妥善安置。

　　绍兴县与杨汛桥镇分别成立了解困小组进驻浙江玻璃。当初，主持省政府会议的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在《协调纪要》里强调，以最大力度扶持浙玻。所言最大力度，即指此前对台州飞跃集团的救助，地方政府全部返还三到四年的税收。

　　面对争议与债务，冯光成还是表现出其务实的一面，他曾向身边人表示：“最好能够找到行业相关的央企，实现强强联合。”据知情人士透露，浙江玻璃的最后接盘者，极可能是之前从冯手中接过浙江水泥的中国建材。

　　作为杨汛桥第一代企业家，冯光成重情义，擅谋略，勇于担责，即便身陷困境，仍积极应对，重组之中，事无巨细，力求亲力亲为。只是这个商界大佬的颓然倒下多少有些悲壮色彩：他少有房产，对己清廉严苛；在老家杨汛桥，也不过仅有一处自建房，生活办公皆是在此。

　　“考虑到对当地和企业本身的熟悉程度，以及基于对老一辈企业家的尊重，我们希望冯光成能在重组后留下，哪怕是担任顾问。”重组方如是表态，对于如今的冯光成，这或许是一种安慰。

　　经历了巅峰与低谷，杨汛桥在跌跌撞撞中开始寻找着自己的未来。一位镇政府官员的手机上，至今还保留着一条短消息：这是一场危机，诱因是美国次贷危机，病机是资金链断裂，而最根本的病因，是人类的不理性……

　　编辑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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