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卡罗塔佩罗斯在其2002年出版的专著《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中指出，在过去200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五次技术革命，分别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铁路和运河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和重工业生产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集成电路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佩罗斯认为，这些技术革命正是在经济危机的时期酝酿的。
那么，目前这场严重程度远超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堪比1929年大萧条的全球性危机是否会孕育另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并重新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呢?
面对严重金融危机冲击的各国正开始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科技色彩因而备受瞩目。欧盟也在去年12月召开了首届创新大会，并将2009年定为欧洲创新年，希望借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全球掀起了一股冀望以新技术克服危机的热潮。
奥巴马的“科学”计划
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用四个词形容：“科学、科学、科学、科学”，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这样说。
在经济危机的艰难时刻就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显然是将科学技术当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说，“科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我们赖以生存、护卫人类安全和繁荣的关键所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评论说，奥巴马新复兴计划的核心问题是培植新技术和产业，特别是新能源。短期来看，开发新能源和推行节能改造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摆脱经济危机；中长期来看，可重新建立美国的竞争优势，占领后石油时代经济的制高点，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陈凤英预计，奥巴马率先提出的能源救市方案，可能会引领全球掀起一个新能源研发高潮，若今年《后京都议定书》签订，对新能源发展又会是一种激励。她说，相关能源技术的突破很可能创造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甚至有预测认为，这场能源革命不亚于之前的信息技术革命。
在陈凤英看来，大危机同时也是大转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结构调整和转型往往会被遗忘和推迟，每一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反而成为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对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未及时进行结构转型，而是继续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房地产泡沫，一直是受到诟病的。
佩罗斯在其著作的后记“处在转折点的世界”中这样强调，2000年互联网泡沫爆破以来的经济衰退需要“一场深刻的制度性重组”，需要解决“造成这一衰退的诸多结构性问题”。
但是美国并没有抓住这一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了其客观原因所在，即当年美国的各项新技术还未发展到可以进行市场化的普及应用。
丁一凡认为，下一个能够有超额利润的技术项目应该是在替代能源这一块，但他并不看好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他认为，奥巴马的这些政策虽然动听，但是他不具备落实的资金和能力。
按佩罗斯的说法，一项重大发明成果的问世和普及还不能被称作技术革命，只有使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巨变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她认为，技术革命一般会包含三项要素，一是某种适用于各个产业的低成本投入，二是服务于新技术体系的基础设施，三是能够充分开掘新技术潜力的商业组织。
接受本刊访问的专家都强调，应该冷静地看到，所谓新技术革命还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目前新技术的发展还面临研发成本高昂、资金紧张、政策不清晰明确以及推广普及仍需待以时日等问题。
以纳米技术为例，早在2000年3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向国会发布了关于美国纳米技术促进计划，标题是《纳米技术：要引发下一场工业革命》，将纳米技术放在新工业革命主导技术的重要位置上。但是纳米专家指出，尽管纳米技术已经取得令人惊叹的突破，但并不意味着纳米时代已经到来，这仍是一门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的科技。
中国迎头赶上的机会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也指出，发展能源环保领域的技术和产业是全球的一个共识和趋势，但目前新能源的问题是成本比较高，需要突破技术瓶颈，把成本降下来，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这位亚洲经济专家指出，比较古典的、传统的经济理论，把经济增长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是劳动力投入，一个是资本投入，第三个就是科技进步。实际上科技进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管理、改革、制度变革等，都属于科技进步。当然资本也有细分，包括人力资本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等，劳动力素质提高这一块有的人也把它归为科技进步。实际上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还是相当高，在发达国家可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中国相比就弱得多，大部分人的估计在30％左右，相当于国外的一半。这一现状必须改变。
他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很关注和重视新能源开发和节能环保，因为他们的工业化过程已经结束，处在后工业化阶段，更多地依靠服务业的增长，依靠科技进步的增长。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很多西方国家，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已经处在相当高的阶段。比如法国的核电，德国的先进设备、机床和建筑材料，荷兰和澳大利亚的风能等。此外，这些国家在环境保护和项目的环境评估方面也都制定了很好的法律和制度，值得借鉴。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比较突出。日本国土面积小，回旋余地也小，人均资源比较低，必须要考虑节能环保。在怎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日本尤其做得不错。
庄健强调，科技成果的研发是需要长期积累的，是很基础的。还有很重要的是应用科学，必须和企业创新、生产结合起来。实验室里的、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很好地和现实生产力结合，可能就失去了一定的动力。
中国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产学研容易脱节。企业实际上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不太重视科技进步的力量，因为只需要延续原来的那个思路就可以赚到钱，花钱进行科技创新，开始的时候是投入比较大的，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陈凤英也对本刊指出，中国的研发能力很强，问题是应用能力不够，一些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特别是政府主导研发的科技成果变成可应用产品的时间太长，甚至被搁置。她强调，中国的企业一定要立足于研发和应用。
庄健认为，目前是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在经济上行的时候，生产、销售都非常顺畅，想更新、改造的动力比较弱。恰恰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压力比较大，这时候改革的动力比较强，国家要趁机加强引导、加大对能够促进科技进步的领域的投入，这不光是对目前短期的出口有帮助，中长期也是非常好的。不然，经济再上升的时候，中国经济还会碰到技术、科技含量不够的问题。
做强中国经济的根本
温家宝总理近来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在1月9日的“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温总理指出，科技是克服金融危机的根本力量。“我们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接受本刊访问的专家也一再强调，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一定要立足于自主研发，才能成为科技和经济强国。
陈凤英说，贸易可以做大中国经济，但要做强中国经济还是要靠自主技术和产业。
庄健认为，今后更重要的是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创新方面要提高，因为中国不能老是靠廉价劳动力。中国应在一些领域，比如税收、金融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和研发。
具体来说，在节能环保领域，中国现实可做的有几个方面。一是企业陈旧设备的更新。中国目前相当多的设备都是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水平，能耗高、污染严重。中国的能源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4、欧洲的1/6和日本的1/10。
二是建筑材料的改进和绿色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在国家的能源总消耗中大约占40％，在建筑行业里开展节能是最省钱和最有效的。奥巴马刺激经济方案中也有很大比重是发展更加绿色和环保的建筑。
三是可再生能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在增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正处在新的能源革命、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的前夜。中国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核能等的开发也都有很大潜力。
总之，中国需要在先进科技、新的领域有所作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先进科技上，中国又有哪些突破点？庄健表示，他注意到目前3G很有潜力，特别是3G自主标准的推出。有人估算，未来5年，3G需要的投资是1.5万亿元人民币，对中国GDP的贡献则可以达到10万亿元，而且每年可以创造80万到100万新增就业机会。
丁一凡强调，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妄自菲薄，事实上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不容低估。
他说，中国的优势在于科研人员队伍庞大而且很年轻，在领先技术创新上，中国的步伐是走得很快的，在新能源使用和转化方面中国在5～10年内也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跨入2009年的世界经济，被厚重的悲观氛围一层一层笼罩，令所有置身其中的人们难免感到喘不过气来。从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传来的信息表明，大多数经济界人士对全球经济的走势不敢乐观。这一来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尚未见底，各主要经济体以及跨国公司陆续公布的数据，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了观察者的乐观情绪。二来是各国政府庞大的救市措施迟迟未能见效，尽管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但席卷全球的失业浪潮已经开始引发社会动荡，人们的耐心正在经受考验。
在达沃斯灰暗的色调下，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人民所作的“信心”发言，就更加鼓舞人心。中国人相信，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有巅峰就有低谷，有前进也有后退，物价有涨有落，股市有牛有熊。我们相信一句老话，叫“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危机的背后就潜伏着转机。
回顾近200年间人类五次技术革命的经历可以发现，无论是蒸汽机的出现，铁路、运河的大普及，电力和重工业的大发展，或是集成电路技术、信息技术的大跨越，都是在大危机的时期酝酿的。换句话说，危机过后必然到来的经济繁荣，往往来自一批新技术、新产业的重大突破和推动。谁掌握了这个先机，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提前看准下一轮技术制高点，并且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取得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
面对当前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已经把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科技创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影响重大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悄悄地酝酿中。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因其浓重的科技色彩而备受瞩目。欧盟首届创新大会将2009年定为欧洲创新年，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发展。日本企业则锁定拥有27亿人口的新兴市场，瞄准下一代全球技术竞争的制高点，集中在食品、医药、核能、生物能、太阳能等领域排兵布阵。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被公认为最有可能首先突破的阳光领域。
通过专家和本刊记者的深入剖析，可以感受到是危机也是转机的脉动，也感受到世界科技竞争的紧锣密鼓。中国作为有希望最早走出经济衰退的发展中大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紧迫的形势，提早部署，重点安排，争取在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中，抢占先机。